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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雲地利教堂比賽的「失敗」經驗
大會堂規劃的前期初探(上) 文/陳卓喬
 

建築師

在《兩個大會堂》一文末提到,大會堂建築師之一Alan Fitch 曾在1951年入選高雲地利教堂(Coventry Cathedral)設計比賽十強,並列的對手中不乏不列顛節和倫敦市議會建築師如Colin St John Wilson, 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 等(還有勝出的Basil Spence)。後來學者Louise Campbell提出,1962 落成的Coventry Cathedral,與皇家節日音樂廳能並列為最壯觀(most spectacular)的英國戰後現代建築,而整個比賽均反映了當時新舊交替下百花齊放的設計流派。重建香港大會堂的概念,同樣在50年代初萌芽,加上當時大批國內著名建築師紛紛南下,為什麼大會堂不以競賽形式進行呢?今次我們將以上下兩部分,分別討論高雲地利教堂比賽的「失敗」經驗,以及後來與大會堂緣慳一面的幾個舊方案。

高雲地利在1940-41年受到倫敦大轟炸(The Blitz)破壞,戰後政府著手重新規劃市中心,保育及重建教堂成為規劃的一部份。戰後不少教堂及公共建築急需重建,加上時值新舊交替,受傳統訓練的建築師遇上初出茅廬的現代主義浪潮,高雲地利教堂到底將忠於傳統還是破舊立新,成為了建築界及社會的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堂設計比賽幾乎沒有任何風格及材料限制,這從風格迥異的多個方案中便可見一班:其中Alan Fitch 與Charlewood 的設計被認為是十分實際的規劃 (‘very practical planning’),相對之下Smithsons 夫婦及Colin St John Wilson 的提案便相當破格,甚至有點離經叛道,或許亦因此而竟然不予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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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Spence 獲選的設計可謂過五關斬六將,因為當時評審委員會除了由建築界組成的專業代表外,還有一班牧師,信徒,以及作為顧問角色的市鎮建築師。Campbell 認為,Spence 的設計被選上的原因,在於他的中庸之道 (intermediary position)——其幾何佈局既能與舊教堂互相呼應,又能迎合Gibson 的新市鎮規劃大綱。可是正正是新設計的「中庸」,令當時教堂建成後並未獲主流崇尚「摩登」建築界認同,並認為那是過時(Anachronistic)設計,主要原因是Spence 的設計充滿了早年在愛丁堡美術學院(Edinburgh College of Art)種下的美術工藝運動 (Arts and Crafts)風格。在當時全面擁抱簡約摩登的風潮底下,Spence那既富簡約味道又含裝飾元素的混合體,無疑是「兩頭唔到岸」,以至在後來的幾十年並未如節日廳般得到重視。

風格之爭放諸於不同時代固然有不同回應,正如Campbell 也提到,到了七十年代,Arts and Crafts 再次被重提來批判現代主議的過份理性時,種種對教堂新翼的批評又似乎得到平反。然而比賽過後,有關評審的組成及過程,以至究竟應否以比賽來決定公共建築的設計,成為了另一討論話題——同一時間,這邊廂的香港立法局在討論大會堂方案設計應如何產生時,便討論過舉辦比賽徵求設計的可能。

時任兩局議員周錫年便援引高雲地利的經驗,指比賽經常導致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脫離傳統(an outrage to tradition) 的破格方案出現,並支持直接將項目授予港大建築系系主任布朗教授(Raymond Gordon Brown) 。同席的屈臣(M. M. Watson) 卻反駁周的援引有誤,指教堂比賽的目的正是尋求新的設計,並認為應透過舉辦比賽,讓更多本地建築師參與,因為他們才是長時間在港生活,並直正了解香港環境的專業者。可惜比賽形式不獲其他議員支持,委任布朗教授的動議最終以16比1通過。

至於我們今天看到的大會堂,其實也不是布朗教授的原方案,為何會胎死腹中,最後更找了兩位對香港認知更少的建築師擬定最終方案?作為戰後香港首座大會堂,由討論到落成的十多年間,本地特別是華人建築界的聲音似乎不受重視。若然大會堂由華人建築師設計,效果又會是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