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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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雲地利教堂比賽的「失敗」經驗
大會堂規劃的前期初探（上） 文/陳卓喬
建築師
在《兩個大會堂》一文末提到，大會堂建築師之一Alan Fitch 曾在1951年入選高雲地利教堂(Coventry Cathedral)設計比賽十強，並列的對手中不乏不列顛節和倫敦市議會建築師如Colin St John Wilson, 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 等（還有勝出的Basil Spence）。後來學者Louise Campbell提出，1962 落成的Coventry Cathedral，與皇家節日音樂廳能並列為最壯觀（most spectacular）的英國戰後現代建築，而整個比賽均反映了當時新舊交替下百花齊放的設計流派。重建香港大會堂的概念，同樣在50年代初萌芽，加上當時大批國內著名建築師紛紛南下，為什麼大會堂不以競賽形式進行呢？今次我們將以上下兩部分，分別討論高雲地利教堂比賽的「失敗」經驗，以及後來與大會堂緣慳一面的幾個舊方案。
高雲地利在1940-41年受到倫敦大轟炸（The Blitz）破壞，戰後政府著手重新規劃市中心，保育及重建教堂成為規劃的一部份。戰後不少教堂及公共建築急需重建，加上時值新舊交替，受傳統訓練的建築師遇上初出茅廬的現代主義浪潮，高雲地利教堂到底將忠於傳統還是破舊立新，成為了建築界及社會的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堂設計比賽幾乎沒有任何風格及材料限制，這從風格迥異的多個方案中便可見一班：其中Alan Fitch 與Charlewood 的設計被認為是十分實際的規劃 (‘very practical planning’)，相對之下Smithsons 夫婦及Colin St John Wilson 的提案便相當破格，甚至有點離經叛道，或許亦因此而竟然不予置評！
後來Spence 獲選的設計可謂過五關斬六將，因為當時評審委員會除了由建築界組成的專業代表外，還有一班牧師，信徒，以及作為顧問角色的市鎮建築師。Campbell 認為，Spence 的設計被選上的原因，在於他的中庸之道 （intermediary position）——其幾何佈局既能與舊教堂互相呼應，又能迎合Gibson 的新市鎮規劃大綱。可是正正是新設計的「中庸」，令當時教堂建成後並未獲主流崇尚「摩登」建築界認同，並認為那是過時(Anachronistic)設計，主要原因是Spence 的設計充滿了早年在愛丁堡美術學院（Edinburgh College of Art）種下的美術工藝運動 (Arts and Crafts)風格。在當時全面擁抱簡約摩登的風潮底下，Spence那既富簡約味道又含裝飾元素的混合體，無疑是「兩頭唔到岸」，以至在後來的幾十年並未如節日廳般得到重視。
風格之爭放諸於不同時代固然有不同回應，正如Campbell 也提到，到了七十年代，Arts and Crafts 再次被重提來批判現代主議的過份理性時，種種對教堂新翼的批評又似乎得到平反。然而比賽過後，有關評審的組成及過程，以至究竟應否以比賽來決定公共建築的設計，成為了另一討論話題——同一時間，這邊廂的香港立法局在討論大會堂方案設計應如何產生時，便討論過舉辦比賽徵求設計的可能。
時任兩局議員周錫年便援引高雲地利的經驗，指比賽經常導致與周邊環境格格不入、脫離傳統(an outrage to tradition) 的破格方案出現，並支持直接將項目授予港大建築系系主任布朗教授(Raymond Gordon Brown) 。同席的屈臣(M. M. Watson) 卻反駁周的援引有誤，指教堂比賽的目的正是尋求新的設計，並認為應透過舉辦比賽，讓更多本地建築師參與，因為他們才是長時間在港生活，並直正了解香港環境的專業者。可惜比賽形式不獲其他議員支持，委任布朗教授的動議最終以16比1通過。
至於我們今天看到的大會堂，其實也不是布朗教授的原方案，為何會胎死腹中，最後更找了兩位對香港認知更少的建築師擬定最終方案？作為戰後香港首座大會堂，由討論到落成的十多年間，本地特別是華人建築界的聲音似乎不受重視。若然大會堂由華人建築師設計，效果又會是如何？請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