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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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1950年9月,香港遠東建築雜誌(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罕有地描述倫敦一座拋物線新型建築物:「建築物採用層壓方式製成的木結構呈拋物線形,高60呎,闊100呎...」刊物裡附上一幀興建中的照片,顯示了的五個拋物線形木桁架照片以及建成後的預想圖,手繪的畫風塑造了一個水銀燈四射丶無柱阻擋的大堂空間——所指是屹立於帝國不列顛節博覽會的正門,由五行巨大桁架組成、作為連接博覽會和附近車站的Station Gate Pavillion。展亭在博覽會完結後變成了負責市區行李托運的Waterloo Air Terminal,直至1957 年才拆卸。
綜觀當時拋物線形的建築例子,以桁架作為天花懸吊的方式來展現結構,分屬非常罕見以及前衛的設計手法。最為人熟悉的,是早在1931年出現的蘇維埃宮建築計劃 (Palace of the Soviet),方案由名建築師柯布意(Le Corbusier)提出。柯布意利用單邊拋物線形作為宮殿的主結構,承托起劇院的大跨度附屬結構,表達代表工人階級的蘇聯建構主義, 方案最終落敗於彰顯形式主義的蛋糕塔方案。雖然方案最後未有落實,但當時前所未見的「飛拱」桁架結構表達手法,不時出現在五、六十年代的公共建築,在英國本土便有格拉斯哥的Renfrew Airport Terminal,以及今天我們要討論的Station Gate Pavilion。

這座車站展亭是博覽會其中一個觸目和標誌性的建築,設計者為蘇格蘭裔的 Gordon Thomas Tait (F.R.I.B.A), 父親被譽為英國現代建築的先驅的Thomas Smith Tait,擅長用輕巧的物料如鋼鐵和預製組件來執行設計。早年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A), 並在1938年回到父親經營的Sir John Burnet Tait & Partners 事務所成為接班人。同年Tait協助父親設計了舉世聞名的 Tait Tower —— 一幢帶有裝飾藝術主義的高塔,矗立在格拉斯哥的博覽會(Empire Exhibition 1938)。或許經過那次籌建展覽建築的經驗,令Tait於不列顛節獲得設計Station Gate Pavilion 的機會。 巨大木製桁架屬北美黃杉,由加拿大供應商捐贈。獨特的建築結構加上的輕巧物料,整個展亭的物料應用及建造手法展示了戰後工業復甦的新景氣。
說到這裡,可有想起皇都戲院?早前便有前輩曾經把兩幢建築並列比對。的確從外觀而言, Station Gate Pavilion 與皇都戲院幾可亂真。兩者皆桁架懸垂式結構為建築內部創造大跨度的無柱空間之餘,獨特的拋物線型「飛拱」,更尤如建築師妙筆一揮,點綴了街道的天際線。除此以外,Station Gate Pavilion 刊出翌年,皇都戲院的雛形設計便在Builder 曝光(1951年7-9月號),內文附上有一張剖面圖,簡單介紹拋物線結構如何應用在劇院格局。皇都的「飛拱」意念,會否是某天在翻閱 Builder 時受到啟發?至於為何採用混凝土而沒有選擇木材或輕巧的鋼鐵建造「飛拱」?也許是照顧到皇都為永久結構,加上混凝土價錢便宜之餘,也有很高的可塑性。

綜合各方資料整合和推斷,相信劉是國內南來的建築師, 來港生活了一段很長時間,在建築圈子被認為擁有純熟的設計技藝和造工,但鮮有被廣泛提及, 這可能跟其學歷的認受性有關 (見月園遊樂場文章描述)。在已知的資料中, 劉在建築界活躍年份介乎49年尾至50年代尾之間:除了1949年單獨負責月園的天宮舞廳和整個園區的區劃(包括錦江大酒樓、天仙和天蟾的露天劇場) 外, 50年代初主要夥拍 Grey興建了皇都戲院。可惜, Grey 於1954年不幸在辦公期間暈倒並身故,其訃聞亦刊登在同年的建築期刊。故此在隨後的1955年,劉便夥拍了 Michael Anthony Xavier作為簽圖的認可人士,聯合興建了葛量洪夫人村丶位於北角的皇冠大廈(即月園正門舊址)以及1959年落成的皇都戲院大廈。
承接上文,皇都戲院一直是大會堂建成前一個非常重要的表演場地, 並舉辦了無數音樂晚會的地方,港督葛量洪伉儷也是座上客。皇都與大會堂興建年份雖然相差十年,但我們深信博覽會是一道橋樑,發現建築細節之間的連貫性, 促成今期的三篇文章。然而種種推斷,均需要有更多引證,包括考究建築師的生平, 以及實際的設計討論記錄等。不過,即使是「純粹巧合」,或受建築風潮的影響,文章系列亦希望帶出早年建築雜誌作為建築資訊傳播媒介的影響力。香港遠東建築雜誌的用途,也許最初是純粹為記錄建築物明細及為不同持份者(業主,建築師,物料供應商等)的宣傳指南(Directory),但在資訊未如此流通的年代,雜誌也許是當年建築師接觸建築設計思潮的重要渠道。 我們希望在未來繼續透過文章拋磚引玉,向更多香港建築界的前輩討教之餘,同時讓更多人參與討論香港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