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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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al
Research
鐘樓是歸家的訊號——訪房署前總建築師江焯勳
公僕建築師系列 文/陳卓喬
建築師
江焯勳
「當居民走到城門河近畫舫的中軸線，往山邊遠眺會看到鐘樓，便知道歸家的方向。」
說的是1992 年落成的廣源邨。很難想像公屋會有像鐘樓這樣的一個存在吧！這是房署前總建築師江焯勳在沙田參與的最後一個項目。江焯勳又稱「沙皇」，原因是他任內處理過沙田不少公屋項目。江焯勳的故事，是沙田公共屋邨的故事，也是沙田新市鎮發展的縮影。讓我們回到七十年代，聽江焯勳把十多年在沙田的經歷娓娓道來。
一條屋邨就是一個市鎮
香港的大型公共屋邨容納數萬人，在英國已足以成為一個市鎮。廖本懷曾說過，華富邨人口達五萬，與英國整個哈洛新市鎮(Harlow New Town)看齊。江焯勳說，開發新市鎮的時候，公屋往往是第一批發展的項目，在當時市區擠迫的生活條件下，基層市民會願意為新居所而成為新市鎮的「開荒牛」，當有一定人口後才到私人發展商的參與。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城等也是在瀝源邨建成後（1975年）快十年才開始運作。若大家有看過七十年代《小時候》的話，便知道當時除了瀝源及興建中的禾輋，附近還是一片泥濘呢！因此當時的大型屋邨設計，秉承了新市鎮「自給自足、均衡社區」(self-sufficient, balanced community) 的標準，邨內需具備學校、商場、街市、社區會堂等。
禾輋邨基地佈置圖 。
在新填地上插秧——禾輋邨
七十年代中，江焯勳從港大建築畢業後，加入了房署並被調派到沙田，禾輋邨成為了他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江形容，禾輋是以傳統的「釘版落石屎」工序，「邊填海，邊打椿」的情況下在1977年落成。當時毗鄰的瀝源邨還是屬於舊長型(Slab block) ，禾輋則以華富及愛民邨的雙塔式(Twin Tower)作為藍本，不過江提到，雙塔式設計好處是增加了樓層之間的互動，不過缺點是回音太大及中庭光源不足」，於是禾輋邨後期的落成部分將雙塔稍為改良並分拆，成為了後來的H型及雙連H型大廈 (Double H)，也就是今天協和、欣和、美和樓。江說，禾輋是首個完全人車分隔的屋邨，地面層由車道及停車場為主，行人則使用貫身整條邨的行人步道，因此每座的入口都設於一樓而非地下。禾輋人車分隔的設計原意十分成功，直至今天禾輋的天橋仍然熙來攘往，與地面的車道形成強烈對比。這個人車分隔的概念，早在1969年Colony Outline Plan的藍圖裡已有大概說明，禾輋的版本與藍圖十分接近。
江續說，那時候的建地比率是以英畝來計算，因此瀝源和禾輋的樓宇間距十分舒適大方，如今從翠榕橋遠眺也會看到兩岸的分別。不過後來新市鎮的人口不斷超出原本估算，因此往後的公屋開始出現更高更密集的Ｙ型大廈（Trident Block），如沙角、博康、乙明等。據江述，Ｙ型大廈採用中央核心筒結構(Central Core Structure) ，縱向而言大大增加了可建樓層，橫向則可讓單位以三翼向外伸展，而單位之間不會對望，讓景觀更開揚及增加了私隱度，電梯大堂三面通風下也相當通爽。不過，Ｙ型大廈的缺點是佔地面積(Footprint Area) 很大，將地面分割成數份，為屋邨的公共空間質量帶來挑戰。不過這恰恰展示了江焯勳匠心獨運的地方形造技巧(place-making strategy) 。
美林邨基地佈置圖 。
公共空間是居民的External Home ——美林邨
「公屋單位細小，於是我們設計屋邨的公共空間時，便想像它成為居民的External Home（室外的家），居民須能在空間內行動自如」。禾輋人車分隔的成功，反而讓江焯勳再思屋邨裡的行人體驗(pedestrian experience)，特別是如何滿足車輛進入需求之外，讓行人在地面活動而不受車道限制。由江焯勳，伍焯宜聯手設計，１９８２年落成的美林邨，便充分反映了當中的改良。江形容，美林以環路設計系統(ring road system)達至平面人車分隔 ，補足了禾輋垂直分隔下行人活動被限制於於上層平台的缺點。
行車路環繞屋邨基地下，南面的H型及北面的Y型大廈依附在環路的內側，以綠樹作為緩衝，為屋邨中央騰出了偌大的步行空間。室內外空間俱備的商場串連起城門河兩岸，天橋除了作行人通道外，下層稍作延伸，成為了居民的聚腳點。陽光，樹木和人成為了公共空間的主角，使美林邨恰如其名。邨內的社區設施小至擺設大至建築，更是別別出心裁。當中獲得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美林體育館，詳細設計由吳享洪*負責，而風琴式的外牆結構，正是由江焯勳提議。
*關於美林邨及體育館設計，可參考香港電台youtube 頻道「快閃香港：香港建築設計：美林邨」。
廣源邨基地佈置圖 。
讓公屋成為真正的村落——廣源邨
沙田新市鎮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間迅速發展，從公屋的落成位置及年份便可見一斑。77年落成的禾輋邨還靠在城門河邊一帶，四年後落成的美林已落在大圍邊陲，被大埔道從市中心分隔開來，若非住客的話，往往要乘巴士到城隧口前才能一窺其全貌。除了位置偏遠，市鎮邊陲意味著地勢不一，公屋設計自然更難像瀝源禾輋般在新填地上自由發揮。加上公屋大廈往往採用同一系列原型，人口龐大的公屋遇上複雜的地型時，更顯建築師的功力。八十年代末，江焯勳接到他在沙田的最後一個公屋項目，地段位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旁的小瀝源。三十米的高差、原居民村散落附近，加上偏居一隅，這些限制反而成為江焯勳構思的靈感來源，令廣源邨成為他在沙田芸芸項目中最滿意的作品。
廣源邨由九座Y型大廈組成，平均分佈在三個高度不同的平台。如美林一樣，車道都在屋邨外圍，體形龐大Y型大廈分佈在周邊，以樹木隱藏，騰出的中央成公共空間。從屋邨入口起，依著有蓋走廊拾級而上，首先看到的是一個長型空地，可見不少小朋友在嬉戲，緊急時可作消防通道。空地盡頭是大涼棚，不少長者坐在石台邊歇息。涼棚對面是數座以紅磚為飾面的小屋，屋內是各式各樣的商舖。小屋之間的大樓梯除了引領著路人拾級而上，樓梯本身也盡見建築師的心思。它巧妙地以之字形走向(zig-zag) 將輪椅通道融入樓梯平台(landing)，不像一般的無障礙通道般自成一角。走進村落般的「廣源商場」，不見冷氣走廊，商舖都在挑簷及柱廊下面向室外，只靠自然光與通風。抬頭細看柱廊上懸垂的邊角以梯狀收邊，江焯勳說是為了消弭尖角的視覺效果。下雨怎麼辦？商場群旁邊就是有蓋快捷通道，內有電梯供居民上落。
廣源邨剖面圖 。
鐘樓是歸家的訊號——整體規劃中的Human Touch
觀察著小鎮般的街區，看人的互動，不經不覺間便走完了三十米的高差，眼前就是鐘樓。鐘樓後方就是巴士總站及停車場，停車場又採梯級式設計，盡量減低壓迫的視覺效果。除了報時，也許你會質疑鐘樓的「用處」，在江焯勳眼中，他卻是居民歸家的訊號：「當居民走到城門河近畫舫的中軸線，往山邊遠眺會看到鐘樓，便知道歸家的方向。」江續說，雖然建築師受制於公共房屋的實際需求，使屋邨看來一式一樣，但在空間公共空間佈局上擁有較大自由發揮，肯花心思的話還是可以讓每個屋邨擁有獨特的空間，從而建立記憶與歸屬感，在像廣源邨般自成一角的屋邨尤為重要。
「一個大商場只雖處理幾個Elevations （建築立面），像廣源商場的小屋要畫三十二個Elevations, 找誰來幫你每個屋邨都這樣做？」江焯勳笑說，廣源邨由設計到建造動員了很多人力物力，加上只因複雜的基地環境才讓廣源邨能成為例外。此外像鐘樓的造價巴士線的增減，及是否有足夠有蓋通道等問題，也令江焯勳需要在不同政府部門之間周旋，可見它的案例的確不容易被複製。江焯勳認為，即使是特別例子，但廣源邨誕生過程中的種種堅持，源自他作為公僕建築師的一份使命感，就是建造以人為本，讓基層生活得有尊嚴的居住空間。
無疑在香港，方便快捷，有沒有冷氣，是否全天候避雨等往往主導了建築以至社區設計，加上預製組件大行其道下，公共空間設計往往缺乏人的尺度(human scale)的考量。不時聽說居民投訴廣源邨日哂雨淋，也許建築師的心思未必得到每個市民青睞。不過倒過來說，只是換了個圖案及顏色的屋邨商場、一式一樣的桁架天橋及電梯塔、商場各處冷氣充足但處處受制的公共空間(conditioned space)，我們又會喜歡生活在這樣的社區嗎？
後記
筆者訪問過江焯勳不久，當時在港大建築系教書的同窗周正找筆者帶港大同學到沙田新市鎮一遊。從市中心出發，個半小時的路程最多只能走到石門工業區，同學們都走累了。筆者極力游說同學們「好戲在後頭」，再多走一段斜路到廣源邨一遊吧！數人舉手表示有興趣，也許是群眾壓力下，大家最後都跟了上來。筆者已不記得當時同學的反應，事後看到一些同學的文字回應也有提到廣源邨，當中一人把邨內的觀察記了下來，就讓筆者以他的說話作結：
“If we walk further from the town center and look into Kwong Yuen Estate (Jefferson's route extra spot), we can actually see how the public spaces among the estates are treated not as merely regulated passages but more like connections between village clusters, where goods in ground-level shops can be put on the road. Hence, I can see a few residents gathering there to talk about their day, I even overheard them 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sks with warehouse employees. Therefore, I think there is a missed opportunity to include more local/humanistic features in a New Town, especially in the state where mall culture has shifted from catering mass consumption to catering a segment of the wealthy population. By reasonably loosening the rationalized and controlled attitude of New Tow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e New Town can have a more collective meaning than just a place for 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