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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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夫書院
後司徙惠時代的中大規劃 文/ 陳卓喬
繼續港大,中大梅花間竹系列。承接東海與崇基一文,今回本想談論司徒惠的藍圖,不過筆者發覺後司徒惠時代並未有太多著墨,於是以下根據少量資訊及自身的觀察,嘗試打開八十年代中大校園規劃的討論。。
由司徒惠制定的中文大學規劃,固然為中大校園規劃定下了基礎,但中大成立五十多年來的發展卻恐怕不能只以司徒氏的粗獷建築群概括,例如其前傳便有范文照的崇基。若有看過中大烏有史精彩的短片,便會發現司七十年代之後的校園,幾乎每年也會出現新建築,若要以文字記述的話,相信它足以成為一篇碩士論文。因此筆者嘗試從建築類型分拆去看中大校園建築的脈胳,並從成員書院的發展中抽出一個未見太多討論的案例。
司徒惠1963 年的規劃中,除了大學本部外,也為後來遷入馬料水的新亞和聯合書院擬定了藍圖,並負責了單體建築的詳細設計。由於新亞聯合與本部同時規劃及興建,加上司徒惠認為成員書院的設計應體現大學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各自為政。因此不難看到三者在佈局及物料應用的相似之處,以新亞書院為例,從校巴站下車後便會見到大樓梯,拾級而上便會走到誠明館及人文館之間的主路,路的末端是圖書館,因此這段路被稱為「小百萬」。
崇基,新亞及聯合之後,第四位成員逸夫書院在1987年成立。逸夫選址在後山的西北部,在司徒氏原有的藍圖中,該區為校長、院長住宅,以及學系主樓(Faculty’s House) 的所在地,並未有提到興建新書院的打算。根據當年官方說法,第四間書院的出現並不是為了擴大收生名額,而是為了減輕另外三所書院的收生負擔。以維持書院在合理的人數比例。
書院基地大致分高低兩段,地勢比新亞聯合更為險要。當時大學舉行了書院設計比賽,最後由中大建築處的簡元信建築師奪得了一等獎。或許受地勢限制,簡氏主導的佈局擺脫了過往的中軸線及合院佈置,地貌決定了蜿蜒多變的建築體量,並順著山勢形成高低不一的格局。筆者在中大時的宿舍位於更偏遠的後山,因此坐校巴必先經過逸夫。筆者對逸夫的第一印象,不是在馬路口的女人腳或國楙樓(國宿),而是校巴進入迴旋處急彎後的無敵大海景,同時可見文瀾堂的頂部。由於逸夫沒有教學樓或圖書館,因此筆者甚少深入走訪逸夫,亦一直不知其餘宿舍的確實位置——直至某次找朋友影畢業照,才知道原來他們都隱藏在大海景的視線底下。
簡氏利用了山勢將建築量體收藏,同樣做法在范文照的崇基出現過,在司徙惠的設計則不太明顯。不過,相比起范,簡氏要處理的容量則龐大得多,特別是1200人的學生宿舍——第一期設計的國宿將十層Y型高廈置南,三層樓高的低座則順地勢延伸至北,後期的第二學生宿舍高座低座(二高,二低)自國宿平台延伸並往下發展,末端放置了另一座十一層Y型高廈及四層高L廈 。由於需要串連不同高度的建築物,平台及架空走廊成為了書院的另一特色。此外,書院的不少公共空間均在平台以下,筆者大學一年級的第一次高桌晚宴,便是在平台入口往下好幾層的體育館進行。迴旋處的另一端便是以學習空間為主,同時是書院學生會所在的文瀾堂。
筆者認為,逸夫書院的落成在中大規劃上有三點重要意義。首先,從逸夫書院的功能佈局上,可看到書院在大學角色的轉變。司徒惠的年代,中大仍執行「聯邦制」(Federal System) ,不過自1978年改為「單一制」(Unitary System) 後,書院系本教學及收生功能收歸大學負責,因此逸夫的規劃裡並沒有學系單位進駐書院。不過值得留意一點——文瀾堂的學習空間特別設有電腦室,技術支援室等,這反映了逸夫當時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支援成立不久的工程學院。
其次是擺脫了司徙惠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策略。如早段提到,司徙惠筆下的中大本部及新亞聯合強調大學作為一個整體,除了粗獷主義建築風格外,規劃依循呈橫向的格狀佈局(Grid Layout) 亦建立了強烈的空間秩序。逸夫地勢斗峭,佈局因地制宜,加上位置偏還下自成一角,比起新亞聯合,它更切合司徙惠形容的「衛星書院格局」(satellite pattern of colleges)。Y型的十層高廈,架空連廊及垂直連接系統,更是充滿八十年代香港新市鎮及大型屋邨規劃的影子,複雜的垂直連接系統後來發展成大學獨有的公共空間類型,成為新生必讀指南之一,這點可另文再談。
最後是中大建築處的角色。從1963年中大建校到七十年代初期,建築圖則還是以司徙惠建築事所名義發出,至七十年代中期 ‘Building Office’ (中大建築處)的圖則相繼出現,相信自此中大建築處負責了不少建築設計,當時逸夫更是成為首個由校園建築處設計規劃的書院。直至2000年代末因應大學改制出現的「新五院」,規模相對縮小,因此再也未有出現如小型衛星城市般書院。新五院的設計亦多交由校外建築師進行詳細設計,據筆者了解,今天的校園發展處主要擬定設計大綱(design brief) 及擔當項目負責人(project manager) 。有關中大建築處的角色轉換,筆者在此拋磚引玉,有待同儕及其他讀者提供更多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