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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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灣仔巴里士山(Mount Parish)山丘上的香港華仁書院,受山勢影響的校園佈局呈曲尺形: 長形的教學主樓也需要拐角滿足地形限制,把園內的操場、當年還未拆卸的邱元德堂以及聖堂包圍著; 沒有九龍華仁的設計彈性, 香港華仁書院的整體佈局更是掣肘下的寸土必爭。
主樓面向球場的一邊,開揚外露的走廊能夠吸納廣闊的視野,而藍色鐵欄河等輕身物料僅僅遮掩一部分課室的牆壁;小橫樑此起彼落承托輕巧的屋簷走廊;幼身黃色的雙型雨水管亦忠實地在立面呈現,細部處理和相沖顏色自然加強視覺的層次感。一種熟悉的感覺隨之而來,一如香港屋邨的欄河一樣, 會否是影響其公共走廊的建築雛形? 然而,開放的建築似乎能夠帶動學生們,把桌椅搬到課室以外的走廊去。紛亂下的書桌,也應該在外面。
據學者陳天權在其天主教研究學報的著作中,香港聖堂建築過往經歷歐洲傳統樣式和本色化的影響, 往往都有獨當一面的感覺,然而本色化亦試圖在西方與中華傳統之間尋找話語權而產生信眾的親切感,這樣形式化的環境大概維持至30年代末期,在1955年建成的深水埗的中式聖方濟各堂卻是個例外。 戰後五年間聖堂的模樣相對樸實,構造多以麻石作外牆居多,例子有已拆卸中環佑寧堂以及於港島華仁下方的循道衛理國際禮拜堂。
隨後演變的例子是麻石和混凝土混合興建、位於銅鑼灣中式大屋頂教堂旁邊的利黃瑤璧樓,1953年由甘洺設計 。只有華仁書院那顏色鮮艷的紅磚聖堂以及後來由陸謙受完成的聖依納爵小堂一樣;兩者以紅磚和通花磚等小構件作填充牆壁的做法, 在50年代以前可謂前所未見, 有種如學者黎雋維所說的麻甩「as found」 美學。

紅白交接的顏色對襯,是聖堂外結構框架和填充物的分離剖析;而四邊塑造的「啤把」形狀,令整座建築稍稍向外傾斜,如墊坐在球場大地上。 聖堂內沒有多餘的修飾,只以紅磚牆身的Boxed Basket Weave圖案鋪砌,夾在井字型的混凝土結構之間,工整的分倉加強了單層長形建築的垂直感。側面並非如我們對宗教場所的印象一樣,沒有採光的彩繪玻璃窗,但由於聖堂的頂部是一片懸掛的屋頂,自然光從懸頂兩邊透入,照射著只有兩壁封閉的牆身。牆上是苦路雕刻畫像的摩登線條,融入在紅磚粗糙面的表面上。從內到外,紅磚作為一種興建教堂的其中一種古舊物料,在布朗教授的結構框架下,不受時間上影響,挑戰紅磚建築的傳統興建方法,頓時有一種劃時代的感覺。
在這些原則下嘗試以對應內外的方法設計, 布朗省卻了很多古典細部, 只以簡約的紅色幕布作為聖所的背景, 中央亦擺放著相信以混凝土製成的兩支圓柱和石面。雖然打破了一些傳統興建教堂的概念, 但聖堂彌撒時的原則仍需要保留一定的繁文縟節。聖堂的長形佈局,都是以傳統的單向放式觀望祭台,在梵二會議中是被認為缺乏與信徒間的互動, 這種模式都是沿襲在會議前的古典舊法,但基於戰後教會資源緊絀以及信徒激增原因下去蕪存菁的簡約例子, 當然包括九龍華仁的聖依納爵小堂、北角聖猶達堂以及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等。 在一些剛落成的相片當中, 祭台仍然處於數級樓梯之上, 並且背向信眾, 這與梵二會議後主張面向信眾的方向不同,足以反映作為過渡時期的產物。如今聖所應該經過年月的規劃, 擴闊的聖所與牆壁之間亦留下足夠的空間,讓神職人員能夠在禮儀時環繞祭台。
布朗在香港聖堂建築現代化的過程中,嘗試打破繁贅的傳統,當中需要有耶穌會的信任以及對宗教建築現代化的宏觀認知,才能建立這片未知的預景。, 這些簡單的長方體盒子聖堂附在學校的其中一部分,成為這段時期教育與宗教不可分割的關係。從1951到1957年, 布朗從倫敦抵港,長期以學術界身份參與實在的規劃設計,當中包括中環大會堂規劃、香港大學的擴建計劃以及兩所華仁書院的設計, 反映政府和城市相信建築學院的價值和培訓。布朗在設計香港建築的同時,亦不斷前往東南亞地區考察;據學者Patrick Zamarian在其研究AA歷史的著作中提及,布朗曾經為英屬北婆羅洲(North Borneo), 如今馬來西亞的沙巴設計過政府大樓,以及在離港後為危地馬拉的總統擔任城市規劃的要職。這位出生在南非,路過英倫,最後在香港發展事業, 在當時「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趨勢中 , 布朗似乎就是其中一例, 輾轉在這片彈丸之地大展拳腳。在百花齊放的年代,布朗一直在作品交代其設計的轉變; 由庸贅的大會堂到簡樸務實的華仁書院,從有限資源創造出無限的「在地建築設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