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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港九華仁書院校園建築群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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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灣仔巴里士山(Mount Parish)山丘上的香港華仁書院,受山勢影響的校園佈局呈曲尺形: 長形的教學主樓也需要拐角滿足地形限制,把園內的操場、當年還未拆卸的邱元德堂以及聖堂包圍著; 沒有九龍華仁的設計彈性, 香港華仁書院的整體佈局更是掣肘下的寸土必爭。

主樓面向球場的一邊,開揚外露的走廊能夠吸納廣闊的視野,而藍色鐵欄河等輕身物料僅僅遮掩一部分課室的牆壁;小橫樑此起彼落承托輕巧的屋簷走廊;幼身黃色的雙型雨水管亦忠實地在立面呈現,細部處理和相沖顏色自然加強視覺的層次感。一種熟悉的感覺隨之而來,一如香港屋邨的欄河一樣, 會否是影響其公共走廊的建築雛形? 然而,開放的建築似乎能夠帶動學生們,把桌椅搬到課室以外的走廊去。紛亂下的書桌,也應該在外面。

據學者陳天權在其天主教研究學報的著作中,香港聖堂建築過往經歷歐洲傳統樣式和本色化的影響, 往往都有獨當一面的感覺,然而本色化亦試圖在西方與中華傳統之間尋找話語權而產生信眾的親切感,這樣形式化的環境大概維持至30年代末期,在1955年建成的深水埗的中式聖方濟各堂卻是個例外。 戰後五年間聖堂的模樣相對樸實,構造多以麻石作外牆居多,例子有已拆卸中環佑寧堂以及於港島華仁下方的循道衛理國際禮拜堂。

隨後演變的例子是麻石和混凝土混合興建、位於銅鑼灣中式大屋頂教堂旁邊的利黃瑤璧樓,1953年由甘洺設計 。只有華仁書院那顏色鮮艷的紅磚聖堂以及後來由陸謙受完成的聖依納爵小堂一樣;兩者以紅磚和通花磚等小構件作填充牆壁的做法, 在50年代以前可謂前所未見, 有種如學者黎雋維所說的麻甩「as found」 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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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交接的顏色對襯,是聖堂外結構框架和填充物的分離剖析;而四邊塑造的「啤把」形狀,令整座建築稍稍向外傾斜,如墊坐在球場大地上。 聖堂內沒有多餘的修飾,只以紅磚牆身的Boxed Basket Weave圖案鋪砌,夾在井字型的混凝土結構之間,工整的分倉加強了單層長形建築的垂直感。側面並非如我們對宗教場所的印象一樣,沒有採光的彩繪玻璃窗,但由於聖堂的頂部是一片懸掛的屋頂,自然光從懸頂兩邊透入,照射著只有兩壁封閉的牆身。牆上是苦路雕刻畫像的摩登線條,融入在紅磚粗糙面的表面上。從內到外,紅磚作為一種興建教堂的其中一種古舊物料,在布朗教授的結構框架下,不受時間上影響,挑戰紅磚建築的傳統興建方法,頓時有一種劃時代的感覺。

在這些原則下嘗試以對應內外的方法設計, 布朗省卻了很多古典細部, 只以簡約的紅色幕布作為聖所的背景, 中央亦擺放著相信以混凝土製成的兩支圓柱和石面。雖然打破了一些傳統興建教堂的概念, 但聖堂彌撒時的原則仍需要保留一定的繁文縟節。聖堂的長形佈局,都是以傳統的單向放式觀望祭台,在梵二會議中是被認為缺乏與信徒間的互動, 這種模式都是沿襲在會議前的古典舊法,但基於戰後教會資源緊絀以及信徒激增原因下去蕪存菁的簡約例子, 當然包括九龍華仁的聖依納爵小堂、北角聖猶達堂以及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等。 在一些剛落成的相片當中, 祭台仍然處於數級樓梯之上, 並且背向信眾, 這與梵二會議後主張面向信眾的方向不同,足以反映作為過渡時期的產物。如今聖所應該經過年月的規劃, 擴闊的聖所與牆壁之間亦留下足夠的空間,讓神職人員能夠在禮儀時環繞祭台。

布朗在香港聖堂建築現代化的過程中,嘗試打破繁贅的傳統,當中需要有耶穌會的信任以及對宗教建築現代化的宏觀認知,才能建立這片未知的預景。, 這些簡單的長方體盒子聖堂附在學校的其中一部分,成為這段時期教育與宗教不可分割的關係。從1951到1957年, 布朗從倫敦抵港,長期以學術界身份參與實在的規劃設計,當中包括中環大會堂規劃、香港大學的擴建計劃以及兩所華仁書院的設計, 反映政府和城市相信建築學院的價值和培訓。布朗在設計香港建築的同時,亦不斷前往東南亞地區考察;據學者Patrick Zamarian在其研究AA歷史的著作中提及,布朗曾經為英屬北婆羅洲(North Borneo), 如今馬來西亞的沙巴設計過政府大樓,以及在離港後為危地馬拉的總統擔任城市規劃的要職。這位出生在南非,路過英倫,最後在香港發展事業, 在當時「Failed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趨勢中 , 布朗似乎就是其中一例, 輾轉在這片彈丸之地大展拳腳。在百花齊放的年代,布朗一直在作品交代其設計的轉變; 由庸贅的大會堂到簡樸務實的華仁書院,從有限資源創造出無限的「在地建築設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