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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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艷芳》後製電影藝術欣賞建築咁大件事,點可以冇人講?
電影藝術系列 文/袁偉然
歌舞廳的門口造型細緻、雲石片鑲著金邊,裝飾到了末處,只見綠幕隨風擺動。
廖子妤推門進去, 向鏡頭裏的觀眾介紹伊麗娜舞廳, 海風把黃丹妮的頭髮都吹散了,(這豈不是室內?)她們說登台舞廳就在海邊,向遙望的遠處指著那朦朧的紅色大商場,攝影機定格着的畫面正是Megabox。《梅艷芳》的片場正在舊啟德機場的跑道空地一處拍攝。當晚的夜空,遠處摻和著城市微弱的光線,大廈總沒比以前那麼亮眼,霓虹的歲月早已被抹得一乾二凈。
不知巧合,抑或是導演的盤算,選址舊機場跑道設下開鏡的決定,製作團隊有否一種重遊故地的感覺,又或者重現前往舊機場乘搭夜機感。從前的啟德,鄰近有著各國美食小社區,機場酒店,連接兩邊的懸臂式天橋和客運大樓, 很容易把當地人和到港的群眾凝聚在一起,好像有一個更宏觀的國際視野,與世界有更容易溝通的渠道。當一切也變成空地,這些熱鬧消失了,野草慢慢佔領了跑道,生長在瀝青的裂縫中, 飛機降落時的急煞輪胎痕,在地上幾乎還依稀可見。
啟德機場跑道是一直是香港人充滿著集體回憶的地方。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彷如隔世,今天也在發生, 離離合合的景象再次變成一幀幀照片,準備再次穿梭過去與未來。機場和城市, 一直有一種違和的距離感, 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e更認為機場是non-place (非場所),就如油站或酒店這些短暫停留的交匯點一樣。作為一種同時進入和離開的場所,機場正吻合這種來去匆匆,運作中沒有一刻的暫停,人與人之間虛無縹緲的碰撞,一種介乎有目的地需要等待的空間。片場也是一個有趣的地方,比如以誇張手法表達片場荒誕感的《Truman Show》, 營造了一種無法辨識現實和虛構感的氣氛。由於沒有一個固定的場設;然而non-described 的建構物亦賦予空間可以隨時轉變,稍為變裝都可以成為一個拍攝的場地。在這個電影場設中,綠幕就是現實和戲劇的界線,將演員來回帶入和抽離戲劇的「過場」結界。
二十多年後,電影重回這塊回憶之地,這種有趣的結合,是我們觀賞電影以外應該考察的細節。尖東海旁、彌敦道等妙麗中心一隅, 就在綠幕和半實景的街道,局部而抽象地搭建在跑道上, 中間加插著歌舞廳門口和一些瑣碎的城市景物,例如半支燈柱、欄杆、路壆, 再依靠後製技術的鋪鋪貼貼, 瞬間把舊跑道變回八、九十年代的光華年代。「各人有各自的印象」大概就是導演梁樂民留給觀眾和社會大眾空間,對過去的的思考和期盼。《梅艷芳》寫在這個年代,究竟是示意我們捉不住美好的年華, 還是告喻我們時代已變,要我們重新出發?
這幾年香港的後製技術越趨成熟, 不知為何,複製的場景和香港消失的地景都扯上關係, 「重塑」這個詞語, 已廣泛表達在電影藝術之中,以回應不復還的消逝景物和城市變幻的狀態, 似乎是當下香港導演喜歡表達的情感連繫。這種Period Film 的題材, 無論場景設計,以及美術製作, 從來也離不開城市的地標。如梁導演,電影美術指導黃炳耀和資深電影特效專家余國亮所言,「盡量去跟啦」, 後製就是一面鏡子,有現實沒有的,就以後製作為一些遺補,正好反映當下香港以往不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事物的原則。

筆者根據製作特輯的圖則,研究片場裏的佈局,認為綠幕就是現實和戲劇的界線,將演員來回帶入和抽離戲劇的「過場」結界。
幾可亂真,是後製電影藝術希望帶出的效果,真真假假的片段,留給觀眾以作幻想和定斷。當電影經過年月的沉澱,我們再次用模糊的記憶觀看這齣電影時,應已分不清為何1991年拆卸的利舞台還在2021年電影中出現。我想這齣電影給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重新認識- 電影就如一個有聲畫的檔案一樣,不是跟現在的人說,而是讓後世能夠有空間傳譯這電影的真正意義。
因為之前的保育運動,結識了一位從事後製電影的朋友,得知他參與其電影的幕後製作,膽粗粗地得到一個訪問的機會,順便可以窺探一下幕後行業的生態。入行快將五年,Simon是一位九十後,對舊建築親切感, 都是由一場建築保育運動開始,再說《梅艷芳》是他畢業後入行後第一套電影,很多美學的價值觀都在那裏建立。他說後製技術是抽絲剝繭地去研究畫面細部( 我理解為一層一層的洋蔥圈);當製作每一個定鏡時, 都需要有一些資料蒐集。如舊照片而言,相片的角度幾乎已經取決了畫面需要設置的場景。除非有更多不同角度的照片引證,否則 這幀照片很可能已順利成章成為電影中的其中一幕。
「尋找六條線的世界」便是這位朋友在這個虛擬世界耗時校對的工作, 利用相片提供的景深下得到鏡頭焦距,給予導演了解拍攝角度的重要原則。對談間,電影後期製作和建築訓練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是用盒仔(Massing)來建構約略的實況。謙恭的他說,他的資歷當然不可能代表前輩的理論,而且後製的工作一向也是團隊的功勞,後期製作和前期的拍攝也需要互相溝通。電影製作流水作業,後期製作會同美術組和導演組慣常早於拍攝特定鏡頭一兩星期前,商討建綠幕和相應高度的佈景,從而令導演更容易安排演員在設定的「框」步入鏡頭。屆時美術組也會進場, 去進行搭建綠幕的工程;關於美術道具場景,他留待相關專業的朋友可以介紹一下。
我立刻呼應,提出香港佈景藝術的研究似乎不太多,不知這是否還是看來的商業秘密,只曾經見過一本名為《佈景魔術師-陳其銳,陳景森父子的佈景美學》。數到香港以往精彩的電影佈景,還未迎接後期製作的時代,應該是1977年邵氏出品, 由何夢華執導的《猩猩王》, 作為香港唯一用超實景模型來拍攝「特攝片」, 當中充滿爆破場面,摧毀城市的一刻, 在港產片中確可以稱得上為異類, 可是剩下的文獻也著墨不多。上星期看了Wes Anderson 執導的《French Dispatch》場景展覽,一個以電影藝術結合展覽,從入口和結尾的餐廳都經過細心的Curation ,不知道香港能否也有這一類型為題的展覽?

她們說登台舞廳就在海邊,向遙望的遠處指著那朦朧的紅色大商場,攝影機定格着的畫面正是Megabox。
回到機場跑道上,呈現了逼真的海岸欄杆。尖東一處建築群於八十年代落成,彷彿就是娛樂事業輝煌的社會印象,沉悶辦公茶色玻璃幕牆的外表,其貌不揚,可是一到晚上,掛在幕牆外燈飾亮起, 酒吧林立,何其澎湃。兩位演員走在尖東海旁的欄杆配置,正是一處讓人冷靜的喘息位,遙望那好像寶石形的紅館,對這世代一眾年輕歌手或演員如劉俊謙來說,還在演藝圈揣摸的他, 似乎掌握著當年作為新人的神情, 霎眼間,尖東海旁的波波街燈又作過場, 演員從迷思又返回到綠幕的實況中。
M+ 和《梅艷芳》,選擇在同一天揭幕和首映,都不約而同發生在九龍的東西兩處,相信很多香港市民在那一天完結時都在夕陽下道出那新舊香港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