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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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與早期崇基校園
新中國下的「他處」
建築師
上兩回我們討論過劍橋及港大，接下來幾篇，我們繼續開拓戰後校園規劃的支線，並把個案討論對象延伸至台灣。
幾年前當筆者還是中大四年級生時，來自台灣的黃聖鈞老師(Patrick) 帶我們到台中東海大學短訪數天。東海校園的佈局及建築深深讓人著迷：綠樹成蔭的文理大道，加上兩旁錯落有序的中式瓦頂建築群，與中大那「粗獷」的百萬大道形成強烈對比。筆者當時的設計課指導老師乙增志(TC) 便提過，東海是貝聿銘筆下作品之一，而中大的規劃他也有「睇過下」。原來貝氏曾經在1966年造訪香港，與當時的總建築師司徙惠一同討論中大的設計。後來一些學者也提到百萬大道旁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設計，可看到幾分貝氏及Walter Gropius 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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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氏與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
最近Patrick 分享了由台灣學者許麗玉的新書《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其中一章提到了東海與早期崇基的關係。自二戰後積極在中國籌備新型基督教大學的美國聯董會(United Board)，1949年後失去了大陸的據點下，遂展開「他處計劃」(Elsewhere)，以台港兩地為新基地，加上大量南移的知識分子中不乏教授及建築師，他們成為了辦學軟件及硬件需求的及時雨。 貝氏從哈佛畢業後，在Gropius有份創立的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 (TAC)工作，並在1947年聯合設計了華東聯合大學，成為聯董會的「領導計劃藍圖」(A Pilot Plan)。原本打算在中國大陸落戶的「藍圖」，卻因新中國成立而未有著落，輾轉間催生了東海及崇基的計劃。
聯董會在1954年計劃在台建立東海大學，並邀請貝氏主導校園規劃，貝氏則另邀兩位在TAC工作的陳其寬及張肇康參與詳細設計工作。東海的教學區以文理大道作為主軸，兩端分別為教堂及圖書館，大道的空間配置據說是源自美國大學校園的廣場(Mall)的概念。除了整體佈局外，校園的單體建築設計同樣盡顯三位建築師的功架。除了由貝氏及陳氏操刀，以拋物雙曲面(parabolic double curve)結構而聞名的路思義教堂(Luce Memorial Chapel) 外，由陳，張二人負責的校園主建築群則相對比較含蓄，以傳統中式合院格局為主，但從其量體(volume)的虛實分佈(由陳負責) 到細節處理(由張負責)同樣別出心裁：合院建築裡又分兩類，教學樓格局較嚴謹對稱，圍合結構完整，並以平台相連；較外圍男女生宿舍群則採因地制宜手法，按Ｔ及L型排列出不同組合，組成環環相扣的庭園，建築體量(volume)隱藏在緩緩而上的山坡裡。兩者同樣用上清水混凝土取代傳統中式木結構，但框架內的牆體物料則保留中式風格，以紅磚牆材及石材配搭，並以瓦頂為蓬。
從文理大道一段而言，東海的佈局無疑讓人想起中大百萬大道，當中百萬大道又以Mall 為英文翻譯，更顯示兩者在空間上概念相似。不過從歷史脈胳，建築群與地埋環境的協調上看，陳、張筆下的東海建築群更讓筆者想起范文照設計、五十年代的崇基學院——同樣秉承中國基督教大學的精神，在新中國成立下落戶香港，並得到聯董會財政上支持以在馬料水建立永久校舍。縱然崇基校園圍繞未圓湖發展，未有出現強烈的軸線，但崇基與東海校園設計同樣呼應了地基地地勢及優美的自然環境。
據顧大慶(Gu)《崇基早期校園建築》一書提到，早期崇基的校園設計指引強調，校園主體應為「簡潔的一層建築，分佈在山坡上，掩藏在樹叢中，以小徑相連，而不是那種奪目的學術機構建築的格局」，並詳細說明建築應如何利用山勢，隱藏體量在山坡上，讓建築群融入地境——其中的佼佼者是由七座教學樓組成的合園建築群。從平面看它們是相互依附的合院，從立面看，它們卻以「橫、豎、橫」低至高序列於山坡上，消弭了龐大的建築群體量。至於建築單體的設計，同樣充滿著中式建築在現代主義下的演繹，如磚牆及石牆，斜頂及中式迴紋圖案的線腳處理。Gu認為這些表達手法相當含蓄，相對東海而言更是認證了他的說法。可惜隨著1963年崇基併入中大，崇基校園佈局除著書院的角色轉變而出現不少變化。大學行政歸一下，重心逐漸遷移至今天的本部校園（百萬大道)，加上學生人數上升，不少50年代的建築物難逃拆卸命運。當中最為人惋惜的是七組教學樓建築群完全被取締，變成樓高十層，如今被稱為「三兄弟」的教學樓。
除了零星建築物如宿舍，教堂及圖書館得以留下外，崇基獨有的面貌已所剩無幾，如今為人熟知的中大印象，大多是司徒惠筆下六十年代的混凝土建築。筆者就此與東海一名朋友討論，他驚訝早期崇基與東海風貌如此相似之餘，又說印象中東海自建校以來並未有拆過一幢建築，原因是「當初校地劃太大」。其實這邊的中大佔地也不遑多讓（134公頃，香港所有大專院校相加也沒有這個數字），可惜崇基卻命運迥異，未圓湖旁的天際線近年更被新建築所破壞，除了「三兄弟」外，樓高十多層康本國際學術園(YIA)更是大煞風景。
自由中國的據點
東海與中大，除了成為當年基督大學在自由中國的據點之餘，它們也造就了一班國內留美建築師散落在邊陲的台港，實踐他們「西學中用」的建築理念，相對於港大早期充滿殖民地風格的校園而言，又是另一番風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主要人物如貝，陳，張及范，其他的留美華人建築師亦與兩校的建設有過淵源——基泰工程司（又名關朱楊）的朱彬便曾受邀遞交中大校園規劃大綱，惜不敵范的方案而落空；同為合伙人的關頌聲則跑到台灣，應徵繪製東海施工圖，惜因薪酬太高而同樣落選；關頌聲的堂弟關永康亦曾有機會接續范文照在崇基的工程，可惜學校在他與周李之間，選擇了後者。
戰後落戶台港兩地的華人建築師中，奔走兩地的例子不多，像基泰的關頌聲及朱彬，便各自在台港以同一公司名義紮根，但總也有零星例子——以上不斷提到的張肇康，在八十年代來港執業，並到港大任教了一段時間。張氏無緣到中大任教，但他的兩位門生後來成為了中大建築系的初代教授，其中的鄭炳鴻建築師更為他撰寫了《從流離到歸屬：張肇康四段文化光譜》，而另一位正是筆者開段提到的TC。
當年參觀東海只是走馬看花，不少細節還是要翻看資料才記起，但TC 帶著筆者等一行人參觀張氏的衛理會館，並雀躍地分享張的故事，至今回看仍然教人津津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