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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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回到1945年的香港大學校園 -戰後校園規模還不很大,只是盤据一處小山頭,零星建築坐落在山嶺之中,可惜大多受戰時所毀,到處瘡痍滿處, 並雜草叢生。本部大樓禮堂也只剩下四面牆, 屋頂更不翼而飛,混沌間塵埃停頓在空氣之中。陽光照入禮堂的深處,投射屋頂那棚破舊不堪的朦朧殘影, 拍照的人正親歷香港大學百廢待興的景象, 以便日後作重建記錄-這是一輯來自CO129/593歷史檔案的印象,時間彷彿停頓在11月份重光後的港大校園。
由交往殖民地部的檔案中,寫著「 Rehabilitation of Hong Kong University」的標題年表長達5年多,由1945年尾至1950年間,相信是一份記錄較健全、標誌戰後校園步向現代化的建築歷史檔案。滿目蒼夷的本部大樓和孔慶瑩樓, 正是納入這個修繕項目的擴建方案。單看本部大樓表面未必能夠容易辨別戰後的建築部分。由於新舊部分採取同一款柱體樣式,井然有序的柱廊延伸到新翼,讓人不以為意把兩個相差40多年的古典復興建築當成一個主樓。幸好, 本部大樓早於1984年已列為法定古蹟。
翻查紀錄,這個擴建計劃便是布朗教授(Raymond Gordon Brown)抵校後以建築系主任身份負責的修繕工作, 並聯同Way&Hall Architects (1934-1956)一同展開。從平面看來,改建後的本部大樓呈田字型,四面非常均稱, 每面立面都帶有強烈的對稱性。然而,重建前本屬山字形的大樓, 中間禮堂的末段亦呈半圓形, 分隔了兩邊的內庭院, 若要形成一座「 四方城」, 加建的部分需從禮堂直接延伸至一排新組成的建築物外,亦要由本部大樓的中間埋首, 亦即是側面山牆立面位置開始包裹著原向山邊開放的外園。

日後途徑西閘校園(即薄扶林道入口)時,可以刻意留意大樓的位處東西的側立面, 必然能夠分辨大樓的增建部分;後加的部分採取較平實的設計, 平頂之餘,亦採用簡約的垂直拐角和方正的開孔,在新古典樣式法則下體現折衷和克制的感覺。早在本部大樓重建前兩年, 位於另一山邊處的工學校園、 隸屬工程及建築學院 的史羅司樓(Duncan Sloss Building), 便是與本部大樓風格類近的建築物, 同樣由Way &Hall Architects 的主理人Harvey Way 以及 George Albert Victor Hall (洗文炳)負責承建。 本部大樓的新翼設計受這座工學大樓所影響,不足為奇。
觀看戰後至50年代初期, 這些新古典主義晚期的建築是代表香港建築進入現代主義的過渡階段。以本部大樓為例,往往加建部分便很難擺脫舊翼過往刻板的樣式原則建造。當時的新大樓需要保持原有平面和立面的對稱性之餘, 亦要在大樓已有的圓拱頂、塔樓和古典巨柱中,刻意保留一些樣式的線索。故此,奉行現代主義建築的布朗也需要把過往在學時所學到的布雜藝術訓練 (Beaux Arts),重新把嚴謹的古典秩序拋出來,執起畫筆在初稿中,為新翼兩側加上三角形山牆的設計 、屋頂亦追隨舊有的花瓶形欄河。後來方案需加建一層頂樓, 故此把山牆設計刪掉,採用較簡單線條的平頂, 省卻一些不必要的裝飾。
由於大樓的背面屬全新設計,沒有高柱式(Giant Order)限制,柱頂(Entablature)便變得蕩然無存,沒有複雜的連接,只保留壁帶(Cornice)和簷篷圍繞著大褸,為整個建築增添了四平八穩的感覺。寬闊的平頂亦以水泥懸臂方式建造,結構跨度之大像昂首挺胸俯瞰地面。大樓的後立面亦只使用簡約的拱門線條來回應已拆卸的原有拱形迴廊。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需要興建一組天橋連接山邊的斜坡以及一條置中在軸線的樓梯。大樓背部的新設計全為混雜功能主導的設施,打破原有古典建築講求歸一的美學觀,這些都是引證建築步向效率和功能為主的趨勢和線索。
戰後早期香港大學校園規劃多由港大建築系主任以In-House模式進行, 由最初布朗到後期的W.G. Gregory 教授, 整整運作了十餘年。多年前曾聽過本部大樓的陸佑堂有一塊於1952年裝嵌的拱形天花,藏有港大校徽 ,並塵封在現有的假天花裏, 相信也是當年布朗戰後修繕項目的其中一部分。校方曾計劃拆除假天花, 重現原來設計於觀眾眼前,不知現時的工程進度如何? 暑氣攀升, 大樓內的熱帶植物再次盤繞而上, 蟲鳥鳴聲似起彼落。 下次散步時,不妨以另一種心態觀賞這組混雜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