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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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大學摩登浪潮
戰後建築師與他們的產地 文/陳卓喬
開始之前想分享以不列顛節作為起點的緣由，與今天的內容也有一點關係。
上年九月筆者在《星期日生活》看過曾曉玲及黃宇軒與建築署溫灼均建築師的訪談，筆者當時正在研究沙田的建築，得知車公廟體育館出自溫氏，加上他在劍橋的背景，便冒昧相約訪談。約一小時的對話中，溫氏把當年劍橋建築系的經歷娓娓道來，讓筆者初次接觸了不列顛節與倫敦市議會(LCC)建築部的歷史，以及公僕建築師Leslie Martin，Colin St. John (又名Sandy) Wilson 等人與劍橋建築系的淵源。萬萬沒想到該席話後來成為了書寫戰後建築的起點。
大學建築系作為未來建築師搖籃，學院的指導思想足以影響往後幾十年的城市面貌，因此當我們在研究城市建築形式的演變時，可以追溯至建築師與他們的「產地」，就如溫氏與筆者的訪談中，他也提到幾位老師對他的影響（其中Sandy Wilson 正是他在學時的系主任）。先前的文章花了不少篇幅介紹的倫敦節日音樂廳及香港大會堂，當中略有提到曾參與設計的建築師Leslie Martin 及 Gordon Brown (負責大會堂第一稿)分別也擔任過劍橋及港大建築系系主任。接下來兩篇我們將承接這個線索，討論大學建築系如何把戰後摩登帶入校園。
建築師
倫敦市議會(LCC)建築部與Leslie Martin
說起劍橋，或許大家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其中世紀的面貌，但在康河主建築群內外，其實也隱藏了不少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它們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量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LCC 總建築師Leslie Martin 在1956年成為了建築系系主任。Martin 把當時不少略有名氣的LCC 建築師帶來校園執教及參與校園設計，其中在劍橋畢業的Sandy Wilson，加入LCC 不久後便跟隨了Martin 的步伐回到母校，隨即設計了建築系新翼，在1958年落成，更邀得柯比意前來開幕。雖有指柯比意不太滿意這幢聲稱受他啟發的設計，但它卻為戰後在劍橋的摩登浪潮展開了序章。在1956-1972的十六年間，學校便出現了28幢戰後現代建築群。
以Leslie Martin 自己的作品為例，當中最為人討論的，是1962年落成，隸屬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的Harvey Court學生宿舍，Martin, Wilson 草擬大綱後，便交另一LCC 建築師Peter Hodgkinson 深化設計。Harvey Court 作為住宅類建築，它的退台式設計，有蓋連廊及分散垂直動線的建築語言，後來被Martin 及 Hodgkinson 繼續應用在倫敦公共房屋上，並設計了1972年落成、位於倫敦Russell Square旁的Brunswick Centre。
至於從校園建築而言，Harvey Court 的意義更為深遠，它體現了 Martin 在 ‘The Collegiate Plan’ 中提出的觀點——劍橋不同時期的學院建築，雖然風格上有所不同，但格局均以閉合的合院形態為主，形塑了鮮明的學院社群，不同大小的合院隨著發展需要而有序地擴展。 Martin 在位期間到不同學院及學系建築委員會出任顧問，使後來不少新建築能在Martin 及Harvey Court 的設計基礎上拓展。戰後如雨後春荀般出現的新書院如Chruchill (1958)，Wolfson (1965), Robinson College (1977)等也是在這時期出現，造就了一批現代主義學院建築群。即使是傳統學院如Trinity ，King’s, St John’s 等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擴建間亦出現了不少戰後現代建築，如Denys Lasdun在Christ College 的New Court。劍橋校內的這些新建設與原來的中世紀建築風格大相逕庭，不過由於它們不少躲在面向街道的舊建築背後，加上新書院位置偏遠，因此在市中心不易發現它們的蹤跡。
劍橋大學校園歷史系圖書館
另外比較特別的例子有 1968年落成歷史系圖書館(Faculty of History Library)由LCC 的兩位James： Stirling and Gowan共同設計，它後來與李斯特大學工程大樓(Leicester University Engineering Building) 同樣成為了後現代建築的經典範例，不過在用家角度而言卻不太受歡迎。温氏便曾指出，偌大的側身玻璃幕牆令閱讀大堂在夏天成為温室，冬天則不能恆温，圖書館建成以來更飽受漏水問題困擾。而過度使用玻璃亦讓他反思盛行玻璃盒子設計。綜觀而言，就如歷史系圖書館一樣，戰後摩登劍橋的浪潮毁譽參半：從現代主義建築實踐而言無疑是提供了不少寶貴案例，但對學生及遊人來說，這群戰後建築也許不會是他們心目中嚮往的劍橋校園。
雖然Leslie Martin 在1972 年離任，但他在英國現代建築的地位及其哲學，在往後兩個世紀繼續影響著劍橋，除了開首提到他在LCC的門生Sandy Wilson 後來成為繼任的建築系主任，Ｍartin 時代奠下的教學及研究分支延續至今。Martin的另一個創舉，是在上任後４年，旋即為學系在1960年取得皇家建築師學會認證(RIBA Accreditation)。劍橋建築系雖然在1912年成立，但戰前的建築系與現代主義談不上邊，Martin 的到來為建築系帶來徹底的改革，加上其人脈，使建築系迅速得到業界認同。
同樣發生在50年代，年輕的港大建築系與一班初生之犢在布朗教授(Gordon Brown) 的帶領下，也在為得到RIBA 認證而努力。布朗教授在港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後來相繼投身公共及私人領域，成就不少經典案例，我們下回再談。
#溫灼均 #LeslieMartin #JamesStir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