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建築師
Filing
Archives &
Architectural
Research
兩個大都會 兩個大會堂
帝國不列顛節博覽會系列 文/陳卓喬
建築師
上回提到，不列顛節為倫敦市建築師提供了一個大舞台，設計出戰後摩登建築的新氣象。及後，這班建築師投身教學及公共建設，他們除了深深影響其城市面貌，更將經驗應用到不同氣候帶的殖民地，為其他英屬地區的工務建設(Public Works) 建立了一套相應的設計系統。不列顛節距離今天已整整七十年，當年南岸博覽會（South Bank Exhibition) 琳瑯滿目，高瞻遠矚的展亭大多已不復見，只剩下一座永久建築 ——皇家節日音樂廳（Royal Festival Hall，下稱節日廳)。相比旁邊的高廈，外觀平實的節日廳早已隱沒在泰晤士河的海岸線。然而, 節日廳的身世及其建築語言，都不期然讓我們聯想起位於中環的香港大會堂（下稱大會堂)。
分別座落於泰晤士河和維多利亞港旁, 節日廳和大會堂都有著相若的建築面積, 可是在表達建築物體量的手法卻很不一樣。大會堂以高低兩座並呈對角分佈，東南面的空間以連廊圍合形成內園。相信此舉是熱帶現代建築的研究成果, 考慮了室內外空間的通風及遮陽。相反節日廳位屬溫帶氣候, 需要將所有功能收納在一個保溫的體量，透過內部動線貫穿不同空間。儘管建築形態各異，大會堂低座與節日廳的立面和室內空間的的表達上，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
兩位筆者近日分別在大會堂（上）及節日廳（下）拍下的玻璃幕牆立面。
讓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節日廳和大會堂低座朝灣畔的外立面——所使用的橫向玻璃幕牆如何將海岸和河岸的景觀投入於室內空間。高樓底的玻璃分別把水天一色的景緻納入大會堂的餐廳大堂以及節日廳的觀眾休場等候區, 為步出演奏廳的客人提供廣闊的視覺延伸。除了玻璃幕牆的運用外,其他外牆立面均可看到淺褐色的石材磚塊裝飾:節日廳使用了波特蘭石(portland stone) ，而大會堂則採用了經打磨的花崗岩(dressed granite)。不過兩者的石材並不一樣，故此節日廳的石材立面比大會堂的較為光滑。於節日廳建成初期，外牆曾經出現鱗次櫛比的小孔窗，排列方式都與現今大會堂所看到的十分類近, 為一橫一豎鋪設而成的石面增添交錯的圖案。另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節日廳初稿的立面，竟曾出現飲像大會堂演奏廳外的小陽台設計，為何落成時卻沒有了蹤影?
室內佈局方面，大會堂低座及節日廳均採用空間開放(open plan)的佈局手法，盡用柱樑結構的優勢減少實牆增加空間感，又以不同高度的平台區分隔不同空間。平台間的以獨立的懸臂樓梯(cantilever stairs rise)連貫，讓用家在上落樓梯的同時，視點亦能隨腳步感受開放空間的變化。此外，樓梯細節的處理亦盡見建築師的心思，如扶手便用上單一連貫的物料及設計。無獨有偶，旋轉樓梯均出現在大會堂及節日廳的角落，可惜節日廳那幢在九十年代被拆除了。
而兩者除了建築語言，它們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城市發展均有相似的象徵及影響。戰後的倫敦及香港面同樣急需破舊立新，重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相較以往的新古典風格，設計簡潔務實的大會堂及節日廳為固有的城市面貌帶來的一番新氣象。1951 年節日廳由晚年的佐治六世主持開幕，年輕的伊利沙白皇儲陪伴在則，仿佛預視了一場新舊交替，1962年大會堂的出現更被殖民地官員形容為標誌伊利沙伯時代 (Elizabethan Era)的開端。倫敦皇家節日音樂廳作為不列顛節唯一一幢永久建築，音樂廳本身不單成為戰後英國現代主義建築的先驅，更與整個南岸博覽會(South Bank Exhibition) 奠定戰後南岸規劃的雛型。當年博覽會的展亭固然已拆卸，但展亭的場地規劃等決定了日後節日廳旁Shell Building, Hayward Gallery, National Theatre等建築的容積(Building Volume)，皆出自倫敦市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 的建築師的手筆。同樣，大會堂及周邊的露天停車場，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等，是中環填海區新規劃(New Central Reclamation Scheme)下一併規劃的建築群，也同樣出自工務局建築師 費雅倫(Alan Fitch) 及Ron Philips 筆下，尤如他們的「煎釀三寶」。
說起兩位建築師，Philips 及費受聘來港之前，分別曾在英國參與由建築及市鎮規劃的公共項目，其中費更曾參與1951年Coventry Cathedral設計比賽，並與Alison & Peter Smithson，Colin St. John Wilson 等建築師齊齊躋身最後十強，最後不敵帶粗獷主義味道的Basil Spence。 這班當時仍然年輕的建築師，後來大多都成為了倫敦市議會的建築師，在不列顛節及市政公共建築項目都得到重用。此外，大會堂開幕前四年, 即1958年，不列顛節總建築師Robert Matthew 及負責Coventry市中心重建的城市規劃專家Donald Gibson造訪香港十天，期間於港大擔任校外考官(external critic)及發表演講，並與時任工務局主席鄔勵德見面。四年後大會堂落成，我們猜想，當時Robert Matthew 有否把節日廳的經驗分享予香港工務局呢？當然，我們不敢一口咬定節日廳直接影響了後期大會堂的建築設計。不過從以上各人的背景及交流來看，我們可看到戰後的現代建築轉向，如何受到英國一股公共現代建築運動而薰陶。
作為社會及文化地標，大會堂與節日廳的落成也成為兩地戰後新市鎮發展的參考指標。Leslie Martin 後來受聘於不同的市政府設計音樂廳，而大會堂也為了香港早期新市鎮中心（如荃灣，沙田，屯門)的核心建築之一——推廣新市鎮作為大不列顛節的另一重要部分，當時規劃理念也深深影響香港的新市鎮規劃，如當年與Robert Matthew 合著 ‘Character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owns’ ，並曾參與Picadilly Circus規劃的William Holford，也曾為沙田市中心提案，這部分我們另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