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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大都會 兩個大會堂
帝國不列顛節博覽會系列 文/陳卓喬

建築師

上回提到,不列顛節為倫敦市建築師提供了一個大舞台,設計出戰後摩登建築的新氣象。及後,這班建築師投身教學及公共建設,他們除了深深影響其城市面貌,更將經驗應用到不同氣候帶的殖民地,為其他英屬地區的工務建設(Public Works) 建立了一套相應的設計系統。不列顛節距離今天已整整七十年,當年南岸博覽會(South Bank Exhibition) 琳瑯滿目,高瞻遠矚的展亭大多已不復見,只剩下一座永久建築 ——皇家節日音樂廳(Royal Festival Hall,下稱節日廳)。相比旁邊的高廈,外觀平實的節日廳早已隱沒在泰晤士河的海岸線。然而, 節日廳的身世及其建築語言,都不期然讓我們聯想起位於中環的香港大會堂(下稱大會堂)。

分別座落於泰晤士河和維多利亞港旁, 節日廳和大會堂都有著相若的建築面積, 可是在表達建築物體量的手法卻很不一樣。大會堂以高低兩座並呈對角分佈,東南面的空間以連廊圍合形成內園。相信此舉是熱帶現代建築的研究成果, 考慮了室內外空間的通風及遮陽。相反節日廳位屬溫帶氣候, 需要將所有功能收納在一個保溫的體量,透過內部動線貫穿不同空間。儘管建築形態各異,大會堂低座與節日廳的立面和室內空間的的表達上,其實有不少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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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筆者近日分別在大會堂(上)及節日廳(下)拍下的玻璃幕牆立面。

讓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節日廳和大會堂低座朝灣畔的外立面——所使用的橫向玻璃幕牆如何將海岸和河岸的景觀投入於室內空間。高樓底的玻璃分別把水天一色的景緻納入大會堂的餐廳大堂以及節日廳的觀眾休場等候區, 為步出演奏廳的客人提供廣闊的視覺延伸。除了玻璃幕牆的運用外,其他外牆立面均可看到淺褐色的石材磚塊裝飾:節日廳使用了波特蘭石(portland stone) ,而大會堂則採用了經打磨的花崗岩(dressed granite)。不過兩者的石材並不一樣,故此節日廳的石材立面比大會堂的較為光滑。於節日廳建成初期,外牆曾經出現鱗次櫛比的小孔窗,排列方式都與現今大會堂所看到的十分類近, 為一橫一豎鋪設而成的石面增添交錯的圖案。另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節日廳初稿的立面,竟曾出現飲像大會堂演奏廳外的小陽台設計,為何落成時卻沒有了蹤影?

室內佈局方面,大會堂低座及節日廳均採用空間開放(open plan)的佈局手法,盡用柱樑結構的優勢減少實牆增加空間感,又以不同高度的平台區分隔不同空間。平台間的以獨立的懸臂樓梯(cantilever stairs rise)連貫,讓用家在上落樓梯的同時,視點亦能隨腳步感受開放空間的變化。此外,樓梯細節的處理亦盡見建築師的心思,如扶手便用上單一連貫的物料及設計。無獨有偶,旋轉樓梯均出現在大會堂及節日廳的角落,可惜節日廳那幢在九十年代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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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者除了建築語言,它們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城市發展均有相似的象徵及影響。戰後的倫敦及香港面同樣急需破舊立新,重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相較以往的新古典風格,設計簡潔務實的大會堂及節日廳為固有的城市面貌帶來的一番新氣象。1951 年節日廳由晚年的佐治六世主持開幕,年輕的伊利沙白皇儲陪伴在則,仿佛預視了一場新舊交替,1962年大會堂的出現更被殖民地官員形容為標誌伊利沙伯時代 (Elizabethan Era)的開端。倫敦皇家節日音樂廳作為不列顛節唯一一幢永久建築,音樂廳本身不單成為戰後英國現代主義建築的先驅,更與整個南岸博覽會(South Bank Exhibition) 奠定戰後南岸規劃的雛型。當年博覽會的展亭固然已拆卸,但展亭的場地規劃等決定了日後節日廳旁Shell Building, Hayward Gallery, National Theatre等建築的容積(Building Volume),皆出自倫敦市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 的建築師的手筆。同樣,大會堂及周邊的露天停車場,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等,是中環填海區新規劃(New Central Reclamation Scheme)下一併規劃的建築群,也同樣出自工務局建築師 費雅倫(Alan Fitch) 及Ron Philips 筆下,尤如他們的「煎釀三寶」。

​說起兩位建築師,Philips 及費受聘來港之前,分別曾在英國參與由建築及市鎮規劃的公共項目,其中費更曾參與1951年Coventry Cathedral設計比賽,並與Alison & Peter Smithson,Colin St. John Wilson 等建築師齊齊躋身最後十強,最後不敵帶粗獷主義味道的Basil Spence。 這班當時仍然年輕的建築師,後來大多都成為了倫敦市議會的建築師,在不列顛節及市政公共建築項目都得到重用。此外,大會堂開幕前四年, 即1958年,不列顛節總建築師Robert Matthew 及負責Coventry市中心重建的城市規劃專家Donald Gibson造訪香港十天,期間於港大擔任校外考官(external critic)及發表演講,並與時任工務局主席鄔勵德見面。四年後大會堂落成,我們猜想,當時Robert Matthew 有否把節日廳的經驗分享予香港工務局呢?當然,我們不敢一口咬定節日廳直接影響了後期大會堂的建築設計。不過從以上各人的背景及交流來看,我們可看到戰後的現代建築轉向,如何受到英國一股公共現代建築運動而薰陶。

作為社會及文化地標,大會堂與節日廳的落成也成為兩地戰後新市鎮發展的參考指標。Leslie Martin 後來受聘於不同的市政府設計音樂廳,而大會堂也為了香港早期新市鎮中心(如荃灣,沙田,屯門)的核心建築之一——推廣新市鎮作為大不列顛節的另一重要部分,當時規劃理念也深深影響香港的新市鎮規劃,如當年與Robert Matthew 合著 ‘Character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owns’ ,並曾參與Picadilly Circus規劃的William Holford,也曾為沙田市中心提案,這部分我們另文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