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布朗教授 #MARS
建築師
香港大學初代建築學總論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香港早期現代建築經歷了頗長的摸索階段。從戰時四十年代開始, 建築設計便出現了一段停滯的真空期, 以至戰後初期, 很多設計仍然承襲自三十年代的流行樣式 ,當中不少是由在港外藉建築師以及國內南來的建築師負責主導的住宅、工廠和學校設計。到五十年代初, 建築逐漸出現一種破格調,慢慢地步入以標準化和科學化下為目標的現代主義進程。有趣的是, 這段時期的建築, 在標準的工整設計中掺和着人手鋪砌的飾面處理,流露天然材質之餘,也是對周邊自然環境的配合,絕對稱得上是改朝換代的一種過渡風氣。
布朗教授 R.G.B.(Raymond Gordon Brown)就是在這個轉變中的洪溝引領香港建築開源走向現代主義的擺渡人, 透過培育一班本地學生建立一套屬於香港摩登建築的新語言, 並以自己的作品實驗過渡的進程。 1950年, 香港大學正式舉辦建築課程, 並於翌年成立建築學院, 邀請布朗同時擔任其首任院長及主任, 並在七年任期內見證三屆畢業生, 當中包括港產殿堂級建築師王澤生 (‘55)、李景勳 (‘56) 及 林清和 (‘57)等 。
來自南非,在英期間於建築聯盟學院擔任校長 - 這位外藉主任, 與英國MARS Group 和以Le Corbusier 和Sigfried Giedion 為首的CIAM (現代建築國際會議)關係密切, 其國際化的背景令本地學生與世界的設計規條接軌, 加強學系的認受性之餘 ,間接令此後三十年的香港建築能夠在東南亞如星馬以及馬尼拉等地區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熱帶建築學理論
在50年代初期,剛抵港的布朗對位處亞熱帶地區的香港潮濕氣侯並不習慣, 遂在1951年的建築期刊上發表有關缺乏控制熱帶氣溫和濕度的建築問題。在布朗與一眾建築師的催促下, 尚有帝國體系色彩的英建築界逐漸意識建築師缺乏對熱帶氣候的了解, 令殖民地區及自治領出現通風和衛生問題, 這樣便加速熱帶建築學理論的誕生。1954年, 在倫敦衛生與熱帶學院的協助下, 與布朗同屬MARS Group的Maxwell Fry 便於建築聯盟學院成立了一個熱帶建築部門(Department of Tropical Architecture), 專門研究牆身飾面如何令建築變成懂得呼吸的樓房, 其中就讀會員便是甘洺建築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敦禮。(敦畢業後隨即返回事務所,並於1959年興建了邵氏片場-為本港典型的熱帶建築的例子之一,可惜將在今年完成拆卸)。這時期的香港現代建築除了強調當地氣候的應對策略, 在上世紀中期的自決浪潮下亦隱含建築的本地性和地區的獨特性, 現今看來是一套極具研究價值的本土建築。
布朗把這些理念帶到學系的課程, 並極力抽離時髦的國際現代主義,反而讓首批生長於斯的香港建築學生多探討地區風俗特質以及獨特性, 研究在地建築使用的材質,作為修正現代主義公式化的方法,體會所屬地區的傳統和人文關係。
在地建築論的啟蒙
建築學是一門應用和理論兼備的科目,故此提倡學生參與戶外考察, 透過校外的社區連結加強師生合作,此舉布朗仿效了 CIAM Summer School的模式 ,在常規課程以外, 於大嶼山以Country School 的形式設立學系分部, 記錄香港戰後遺跡以及傳統廟宇, 上山下水,目標為完善學系課程, 逐漸累積一套「在地建築論」。觀看國際潮流, CIAM這個短期訓練學校原意鼓勵國際間在職建築師能多參與教學,令青黃不接的業界重新與教育事業結連,培育接班人。課程推動了地區之間的交流, 成員開始走訪世界各地, 輸出系統化和格式化的現代建設和都市規劃,可惜自上而下的急速規劃容易出現沙石, 令很多地方得不到完善的規劃。布朗由此不完全認同CIAM其拓展價值, 並反其道而行關注自身地區, 修正了這個教育概念。
這位被學生戲稱「光頭鬼佬」的初代建築教授, 無論在個人魅力和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然而這股風潮亦需要後繼有人,在他麾下的第一屆畢業生就是承繼了他的領導力, 畢業後迅速在本港及外地發光發熱。此後的文章將會繼續探討幾個布朗規劃的校園建築群、港大建築學生在英屬地區的影響力及布朗為學系爭取英國皇家建築學會認證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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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華仁書院校園建築群
在地建築論的引證 文/袁偉然
上月, 梵蒂岡教廷委任隸屬耶穌會的周守仁神父為候任香港教區主教, 在懸缺逾2年間橫空出世, 令其領導的兩所華仁書院再次備受社會和教育界的注目。明周雜誌曾就華仁百週年校慶對神父進行訪談, 言簡意賅帶出修會所提倡的博雅教育以及靈修的培養。60多年前遷往現址的香港華仁和九龍華仁書院,在當時的新校舍中加入神父宿舍和聖堂設施,預示神職人員能夠駐校授課,為學生提供一個身教和「同行」的成長環境。
由布朗教授Gordon Brown設計,兩所華仁書院校舍至今保存完好, 對香港早期現代主義思潮的探索確實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並反映布朗教授在其執業生涯中跨越建築師、港大建築系主任以及規劃師界別的完整性。1953年,在港大化學大樓落成之際,布朗半途加入了九龍華仁書院興建項目,並接手和修訂原有的設計方案。據工商日報和圖則檔案推敲,九龍華仁書院的校舍早於1949年已由葡籍建築師A.H. Bastó,並聯同1940年代享譽盛名的美國芝加哥校園建築專家Philip Will Jr. 一同提交圖則,敲定了一個富裝飾藝術風格的設計方案。
建築師

流線型大樓的橫向設計加上玻璃磚搭成的高塔,追求外牆有冚線、牆上有批盪坑紋的貴氣裝飾,似乎對耶穌會面向貧富大眾,並在50年代初期資源仍然緊絀的社會面貌格格不入。開工禮雖然已於1950年的三月份舉行,但設計應該經歷一波三折的修訂,最終把Bastó的方案推倒重來,換上一套較貼地、且符合香港氣候的建築語言。一如既往,主樓採用大幅度的百葉遮陽模組襯托基座的麻石牆,結構亦以柱體承托大樓在山崗上營造懸浮感, 可謂跟港大化學大樓同出一轍。
一直相信,布朗教授是以港大建築學院教授身份在校外私人執業。然而在九龍華仁這個項目中,早期的圖則上出現一間名為Consultants & Technicians Group(CTG Architects)的建築事務所。從簽署人推測,合夥人正是布朗教授, 還有一位葡籍建築師Hugh Braga接手完成設計。事務所在1951年成立, 但短暫維持至1953年便解散 ; 從1954年開始, 布朗便開始運用港大建築學院的資源, 包括師生和學生, 為兩所華仁書院進行設計, 同時亦相信, 模式亦因校方不容許教員私人執業而在1957年運作停止 。
縱使是一個修訂項目, 但只要能夠保留原有方案所定下的地積計算, 仍可將設計改頭換面 。 Bastó和 Will的舊方案強調學校各部的連貫性,使主大樓能夠接駁禮堂和聖堂。但由於長形大樓與窩打老道成水平線, 相信考慮大道的噪音問題後, 布朗索性把主大樓和聖堂的坐向扭成直角, 三座本來相連的建築隨即分散。如今聖依納爵小堂門口對正了後方的禮堂, 當中經過在主樓內的神父宿舍,加上院落和建築物虛實之間的串聯, 在山坡上形成層層遞進的宗教軸線, 亦無礙教學大樓的延伸發展 。

如今聖依納爵小堂門口對正了後方的禮堂, 當中經過在主樓內的神父宿舍,加上院落和建築物虛實之間的串聯, 在山坡上形成層層遞進的宗教軸線, 亦無礙教學大樓的延伸發展。
一橫一豎的佈局, 體現宗教和教育可以時而相聚, 但同時也可互不相干; 沒有絕對的宗教氛圍, 耶穌會的神父確實是教職員以外在旁與學生同行的第三方。聖堂的通花磚元素以及主大樓的麻石基座呈現在兩座建築間的廊院, 刻意地交代這個宗教與教育相融的一刻; 然而已故神父魏志立的紀念花園設在院中, 彷彿便是神父們與學生的連結, 彼此在心中建立的橋樑。
放棄舊有的美學風格,九龍華仁書院的設計修訂顯然成為「在地建築論」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引證地域性現代主義改朝換代的實際時間。同時,在白英奇主教的逐步推動下,許多教會學校、彌撒中心和聖堂相繼落成,並敢以現代手法呈現學校以及聖堂建築未知的預景。再次受耶穌會聘用的布朗教授,聯同瑞典籍教員 Lars Myrenberg 和葡籍工程教員J.F Da Silva, 在此後興建香港華仁書院的方案中帶出宗教建築踏入現代主義的思潮,把神聖的空間化繁為簡,有些轉變在1962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堂改革方針之前已早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