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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影響香港戰後建築的節日運動
帝國不列顛節博覽會系列 文/ 陳卓喬 袁偉然 

建築師

今天在泰吾士河畔可以看到如30 St. Mary Axe, Lloyd’s Building 等外形吸睛的建築,皆出自名建築家 Norman Foster 及Richard Rogers的手筆。這班在七十年代以構造表現主義(HighTech)冒起的建築新星, 曾分別引述這種高技派建築思潮,其實醞釀自五十年代一場在泰吾士河南岸舉行的建築盛會ㄧ把英國推向戰後摩登風格的不列顛節博覽會 (Festival of Britain Exhibition, 下稱博覽會 )。七十年過去,遊走於維多利亞港及泰吾士河之間,在褪色戰後現代主義建築中,找到了一些不列顛節的餘韻。我們希望透過三篇文章, 與大家分享戰後初期,博覽會在香港的蹤影。今趟我們先為大家介紹不列顛節的背景。

戰後的大英帝國展露疲態,在國際政治環境起了急劇變化。百廢待興的舊帝國面對其殖民地獨立浪潮的衝擊,帝國統治階層開始意識到管控體制的轉向,不得不摒棄長久以來的外部擴張管治制度,遂重新思索調整內部需求,並把重心轉移至研究戰後重建,發展本地基建及新市鎮計劃,圖以新面貌展現人文關懷的精神。「節日城市」的概念在首都應運而生ㄧ 呼應一百年前維多利亞時代、帝國正值如日中天的萬國工業博覽會(1851 Great Exhibition),不列顛節以博覽會形式重新展示國家在戰後新秩序的定位, 並以籌辦慶節活動穩定及鼓舞國人對戰後重建的信心。

博覽會遂於1948年展開規劃,並於1951 年開幕。翻開當年宣傳小冊子,精美的製圖顏色的確豐富-不列顛的太陽標誌以紅白藍撞上泥黃用色炫耀著工業印刷技術的成熟。小冊子印著博覽會的連頁藍圖,展示會場的佔地甚廣,連接車站和泰晤士河畔,可是規劃受河岸已有的行車天橋所分割。分隔展覽區亦巧妙地展示高技派建築和工務學派的組成部分,建築師分別放置兩個獨特的大型展館,中間亦放置一個比較矚目的拋物線形建築, 並為展館定下了明確路線圖,確保兩地都有足夠人流穿梭。負責統籌博覽會的總建築師Hugh Casson 極力批判古典建築刻板樣式,改以開放態度探討展館設計的可能性,並採用了嶄新的物料和建造方法。除了永久展館,其他臨時展館主要為鋼和鋁等輕物料,展現上重下輕的承托力和製造無柱式的倘大室內展覽空間,為即將重建的城市塑造前衛和未來感,這些挑戰力學的建造方式都是在1950年前所未見的。

倫敦市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主席 Issac Hayward 與市議會建築師Hubert Bennet。南岸的Hayward Gallery正是出自Bennet之手。

節日運動破舊立新的定調,為一眾年輕建築師創造了一個大顯身手的試煉場。博覽會以Waterloo Station車站前地為主場,展示一系列不同風格的構築物。較具規模的有結構新穎,由Ralph Tubbs 設計的穹頂探索館(Dome of Discovery),亦有由Leslie Martin 領銜、作風務實及富現代主義風格的的皇家節日音樂廳(Royal Festival Hall)。而另一標誌The Skylon, 則由博覽會總設計師Hugh Casson 率領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e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A) 師生設計而成。時值壯年的Casson, Martin 等人同時在政府及建築學院中擔任要職,他們運用自身的經驗及地位,培育新一代建築師,讓他們得以接觸不同的建築學派,並應用在公共領域中 - 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量年輕畢業生如加入了倫敦市議會建築部門(London County Council Architect’s Department),造就大量粗獷主議公共建築的湧現。這班新時代的建築師帶著新思維,投身倫敦以外的市議會公共工程,甚至是輸出到各殖民地的工務局, 摩登建築的興起成功地延續管治和文化影響。

展覽過後,只有皇家節日音樂廳得以永久保留下來直至今天,成為了一級歷史建築,相較兩旁的新廈不免黯然失色。不過作為博覽會僅有的「遺跡」,節日廳的存在不只為博覽會留下一個記錄還在倫敦以外留下了一定的影響力,亦因為節日廳被保留而得以不斷被「再發現」—我們在懷疑人生的散步途中,留意到皇家節日音樂廳與香港大會堂竟相互呼應! 繼翻查資料後我們又發現,博覽會的另一已消失展亭 ‘Station Gate Pavilion’ 與皇都戲院有著相似的飛拱結構。近年大會堂及皇都在社會間得到熱烈討論,相信大家都對它們有相當認知。因此我們希望接下來的兩篇文章,能分別為這兩個案例提供一個新的欣賞角度。